是什麼時候開始覺得，社羣場合應該要有花朵的呢？大概是以前社運組織者兼文字耕作者李維怡領軍之時，曾有一次的行動叫「我們向鐵柵投擲以花」，那是她的詩句。就發現，在行動與抗爭的場合，有花，原來可以讓那畫面不一樣，也因而能開拓人們對抗爭的想像。再後來看到歷史圖片，見到有示威行動者在警察軍隊的槍口上插上花，乃知一切源遠流長，都出於浪漫與理想。社民連給人的印象是激進吧，而他們的黨徽是紅玫瑰加抗爭的拳頭。

日前東北案的八名組織者保釋出來，我在緊迫的日程中去「接放學」，千頭萬緒裏還在問同行的朋友：有沒有人帶花？他說好像沒有。我就磨拳擦掌。沒有時間作太多嘗試，還是用紅玫瑰吧，作為平均主義者，會為所有保釋者準備一枝，不令有人落空。八人走出法院，支援者葉寶琳代我遞上玫瑰，據說不少人一看影像，首先就是見到這些平均主義的花朵。為這些忙來忙去，在現場不致感傷落淚。

我是偶然參與社運的人士，常在政治與社運結構以外，我總是提供「無謂嘢」，比如是文學，與花朵。就想到那是，無謂的玫瑰。無謂的玫瑰，圖個諧音，這些抗爭者，是無畏的玫瑰。用文學的話說，這就是象徵的力量。

也許不是所有人很歡迎社運場合裏的花朵，可能覺得浪費，不夠環保。而我總覺得花朵的本質就是揮霍浪費，生命只為盛開，招衍延續，一如理想主義的抗爭。至於送花，我的傾向是一定要讓人看見，平素一般場合更追求回頭率，社運場合可以樸素一點。象徵本是無形的價值，託寄於有形之物，那價值若是重大，花費一點是絕對值得——這是藝術的角度。最重要的，是讓人們透過一瞬間的目擊，領悟庸常生活中不被認知的事物，尤其抽象而高遠的意志——還有什麼能比抗衡日常生活的刻板印象更重要呢？

因東北案而被重判入獄的行動者，不少比我年輕很多，早早已擔上社會公義的重軛。我面對他們，常不時有媽媽的心態，一度想煲紅棗桂圓枸杞水給他們―後來覺得還是太不合我風格，於是堅持花朵的反實際傾向。這是我年輕時的傾向遺蹟。是感謝有理想主義的抗爭者，讓我有機會，再次堅持年輕的傾向，傾向無謂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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