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John Galliano x Zara談起：一場關於舊物與時尚權力的合作

今年2月巴黎高訂周期間，一件來自John Galliano執掌Dior時期的禮服以66.3萬歐元成交，刷新高訂時裝拍賣的歷史最高紀錄，甚至較此前的紀錄高出逾一倍。這件彩繪絲綢晚禮服來自2000年春夏高訂系列「Clochards」（又稱「Homeless」）的彩繪絲綢晚禮服，以殘破的雨傘骨架與蜿蜒的魚尾裙構成，展示殘缺美學。更令人側目的是，同一系列另外兩套套裝分別摘得是次拍賣第二及第三高成交價，同樣雙雙打破前紀錄。

然而，就在這些天價數字仍在業界發酵之際，製造這一切傳奇的設計師本人，卻於3月中旬向時尚圈投下一枚震撼彈。John Galliano宣佈將與快時尚巨頭Zara展開一項為期兩年的合作，與以往的一次性合作截然不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這次不會從零開始設計，而是以Zara既有庫存重新創作。系列將於9月公開發售。

對於一個曾長期任職於Dior與Maison Margiela的設計師而言，這個選擇幾乎是一種自我顛覆。奢侈品時裝與快時尚，兩者向來被視為對立的兩端。前者以稀缺性、工藝與敍事取勝，後者以速度、產量與普及性見稱。Galliano過往的創作哲學，無論是Dior的宮廷式浪漫主義，還是Maison Margiela的解構美學，皆與快時尚的生產邏輯格格不入。

到底是甚麼，讓這位傳奇設計師選擇走向這條截然不同的道路？Zara又為何會突然下此決定並找到John Galliano？更重要的是，John Galliano和Zara下的這一步棋，對整個時尚圈帶來甚麼影響？

創立當代時裝的設計師

在John Galliano登上世界的時裝舞台前，他的家庭深深影響著他。他的母親同樣是一位時裝愛好者，在《High & Low: John Galliano》紀錄片中，他的姐姐便憶述，當時John Galliano和母親對他的校服十分講究，兩邊衣袖的長度不能有分毫之差。及後他以更衣師的身份於劇場工作，為他日後極具戲劇張力的服裝奠定基礎。

1996年，John Galliano走進Dior，一洗當時Dior優雅卻略顯沉悶的慣性，帶來顛覆性的改變，為品牌注入更多華麗和浪漫。他策劃下的每場時裝秀皆是一場戲劇，在他的世界中，時裝便是現實與想像中的美好世界的交合點，帶出那個世界中的張力和情緒。從他的出道作中融合非洲馬賽族服飾與19世紀歐洲宮廷美學，到後期以東瀛文化中的和服、藝伎妝容等元素演繹意大利歌劇《蝴蝶夫人》，世界的文化皆是他創作的根本，他抹去過往與現在的界線。2005年秋冬高訂系列適逢是Christian Dior的100歲誕辰，他便將舞台變成一座廢棄的愛德華時代花園，在破損的雕像及蛛網前重現Dior從其母親身上承繼的世紀末風情，以裸色的輕紗、半完成的打版布料和針插為服裝注入輕盈感，致敬過往。每一個主題都被他演繹得繁複而震撼、奢靡而叛逆。

任何生活的點滴和物件皆可以成為John Galliano創作的元素，在他眼中，所有事物皆是美麗的。即使同行的模特兒和助理等人都覺得醜，他仍能將一件原先在街邊小販中只售0.05英鎊、一件衣袖是一個馬頭的衛衣變成Dior 1997春夏系列〈Circus〉的馬頭裙。Dior 2000年秋冬系列〈Fly Girl〉報紙印花裙，也是因為他在巴黎晨跑時，看到塞納河畔的露宿者以層疊的報紙禦寒及遮蓋自己，而將觀察直接轉化的設計語言。從社會低層的生存語言變成為上位階級的高端飾物，他的做法惹來露宿者的反彈，但仍無阻他繼續秉承這個精神來設計。

雖然Dior的一章因John Galliano酒後吐出反猶太言論而提早完結，但沉寂3年後，他加入了Maison Margiela擔任創意總監。一個是敍事型設計師，華麗與色彩繽紛的設計總是在架空世界中流露出細膩的女性氣質，而Martin Margiela則是關於現實中的美學語言，包括再造、重塑物料，以及剪裁工藝。一個張揚一個低調，一個把時裝變成夢境，一個把夢境還原成衣服，兩者完全相反。但也許是因為這種相反，就如拼圖一樣，為Maison Margiela帶來更宏大的藍圖。

Galliano到任後，他以品牌的DNA為底，大膽地創造屬於自己的詮釋，而非亦步亦趨地沿用舊日的框架。 在他任內的10年內，他一直尊重品牌解構的根源，再以自身的戲劇思維將其推向更遠的邊界。他先開創專屬Maison Margiela的Artisanal高訂系列，不再像傳統工藝一樣追求展現極致工藝、珍貴物料和完美剪裁。系列反而是展現隨意和反思社會的行為藝術。

2018年的Artisanal秋冬系列，他以「新數碼原住民」為主題，讓模特兒反穿衣服、將外套變成裙裝、斗篷剪裁成燕尾服，同時在模特腳上夾著iPhone，探討數碼時代對身份認同的衝擊。 2019年春夏，他首次為男裝系列推出高訂，打破性別界限，以無性別角度重新定義品牌方向。2024年的Artisanal系列，他以「穿越巴黎暗影的漫步」為意象，將模特兒的臉變成陶瓷娃娃，讓脆弱成為美學的一部分。對他來說，時裝不止於好看與否，更多的是故事和價值，以時裝帶出他對世界的認知 。

快時尚聯名的雙軌效應

在John Galliano宣佈與Zara合作之前，時裝界早已見證過不同的設計師走入大眾市場。每一次，各有收穫，各有代價。以柔美、飄逸的女性主義美學著名的Clare Waight Keller，在闊別Givenchy後，選擇加入Uniqlo，先以「Uniqlo：C」系列出發，繼而於2024年正式升任品牌全球創意總監。

對Clare Waight Keller來說，這個轉換並非是一個妥協，而是一種解放。她之前受不同媒體採訪時提到，與Uniqlo合作是她首次在沒有任何品牌包袱的情況下設計。她說，「它也是一個讓我探索自己情感的機會，去傳遞我個人想向世界說的話，去挖掘那些我一直鍾愛但在前任職品牌中從未覺得合適的設計元素，以及我個人衣櫥中那些常備單品；那些我一直想做、卻從未覺得適合前任職品牌的東西。」她說，她在其他品牌中任職時，首先要服務品牌的DNA，才到自己的設計。然而在Uniqlo的框架內，設計回歸至最原始的狀態，不再是轉化某個既有美學的媒介，而是她本人最直接的表達。

Clare Waight Keller曾為梅根設計婚紗，即使加上在Chloé、Givenchy等品牌的工作經歷，都是只接觸一小撮人，但在Uniqlo的工作中，她要面對的是日常每個人如何穿衣服、需要甚麼衣服，更貼近普羅大眾。「對我而言，這才是時尚的正確方向，即每個人今天在街上都在穿的東西。真正令我興奮的，是這個系列如此容易入手，且有如此多的人穿上。」她甚至認為，在Uniqlo工作是她目前的設計師生涯中影響力最大的一次。

在Clare Waight Keller眼中，時裝界正在面臨一場結構性的改變。她觀察到愈來愈多人將高端品牌與較為日常的品牌混搭，因為對於愛好時裝的人來說，並非人人能負擔得起購買奢侈品，而市場上確實需要那些做工精良、定價合理的單品。 她亦補充：「我不認為人們應該因為一件衣服更平價，便被剝奪擁有好東西的權利。」

從高端品牌移動至平民品牌，Clare Waight Keller覺得是一個前瞻性的舉動，「我覺得我在向正確的方向前進。」

然而，並不是每一次的合作都能夠如此順暢，設計師的理想與商業化的企業之間，最後往往都需要磨合。快時尚品牌與設計師的合作，起源自2004年H&M與Karl Lagerfeld的聯名系列。當時系列一共有約50件單品，以同一類型的單品計算，一件聯名的t-shirt售19.9美元，沒有聯名光環的t-shirt則售7.25美元。不過Lagerfeld Gallery的Wool Cashmere大衣至少要1000美元，而H&M聯乘系列的同類大衣卻只售149美元，所以即使聯乘系列放在H&M的價格框架內已算偏高，但仍與Karl本線相差懸殊，因此依然吸引不少人埋單。親民的價格，卻買得到高端設計師的名字，人人為之著迷，系列發售兩天內全線售罄。

只是，較低的價格背後，究竟捨棄了甚麼？影響一件服裝的成本，不外乎是物料和手工。Karl Lagerfeld對用料十分講究。無論是Lagerfeld Gallery的修身外套，還是為Fendi操刀的皮革，材質必追溯至意大利或法國的頂級紡織廠，羊絨純度、絲綢纖維長度乃至縫線密度皆有嚴格標準。據現存vintage市場記錄，2004年的Karl Lagerfeld服裝普遍採用絲質或高支棉內裡，縫製收邊精細。他掌舵的三個品牌皆有自家的工匠，一針一線皆是多年累積下來的工藝成果。反觀H&M，根據現時ebay上放售的大衣成分表，表布92%羊毛、8%羊絨，內膽100%尼龍。羊絨實際比例、纖維質量與原版不在同一量級，部分款式更省略內裡，以更工業化的形式處理一切。最直接體現一切的是服裝的垂墜感與保形性，原版物料會隨穿著時間塑造身形，H&M版本則容易失形。

聯乘系列販賣完畢後，Karl Lagerfeld曾在節目上批評H&M生產數量不足，而銷售尺碼亦比sample size大，直指自己創作的衣服是為纖瘦的人而設計。這種想法和言論來到現在固然不合時宜，但某程度上也反映出設計師的理想與現實市場的差距。

名利兼收的情況下，H&M繼續與不同奢侈品牌合作，只不過部分系列直接以合作品牌的舊作為藍本進行復刻。Versace與H&M的聯名系列重現了品牌在秀場上的經典造型，保留最核心的設計語言，增刪部分元素後交由流水線生產，價格從至少500美元起跳，跌至19至299美元。Maison Margiela於2012年與H&M合作時，一開始便開宗明義：不設計任何新款，而是從品牌過去23年的出品中挑選104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以「re-edition」形式原版重現，包括經典的透明跟高跟鞋、解構式剪裁外套、裡外反轉的皮革外套等。

設計相同，但物料卻盡不同。Versace的Oroton網狀禮服原以金屬鎖鏈網狀編織與極度貼身剪裁著稱，到了H&M，布料重量減輕，鍍金色澤較薄，金屬鎖鏈變成珠片；1992年秋冬秀場上鑲滿金色鉚釘的皮革外套與皮裙，到H&M時，鉚釘數量減少，也以平價皮革替代原版材質。成衣生產的品質管控亦是另一層隱憂：2025年英國獨立調查機構Tellar發現，快時尚品牌的尺寸不一致程度比高端品牌高出3.2倍。H&M與Zara的尺碼差異幅度分別達5.2cm及4.8cm，尺碼表準確度僅51%及43%，遠低於整個成衣界的64%。

表面上，聯名系列讓更多人以親民的價格觸碰夢寐以求的設計，是一個時裝民主化的歷程碑。然而，當消費者得知同一件衣服可以99美元買到，他們心目中那件3000美元原版的重量，是否也悄悄輕了？問題不在於那件H&M版本做得好不好，而在於它的存在，重新定義了人們對「這件衣服值多少」的感知。

一件服裝的定價，從來不只是布料與縫線的成本計算。它包含了設計師數十年的美學訓練、打版師一針一線的手工時數、物料工廠與品牌之間建立的長期信任關係，以及那個特定季度、特定文化語境下誕生的創作意圖。這些，不會出現在任何一張快時尚的標價牌上。當消費者習慣了以快時尚的邏輯去理解一個設計的「市場價值」，他們便在不知不覺間，學會了忽略一件衣服誕生所需要的一切。更深層的危機在於：當原作可以被複製、被廉價化、被大量流通，原作的意義便遭到稀釋。當我們在歡呼「時尚平民化」的同時，如何做到一個更好的把關，令大眾既能輕易享受時裝的同時，也了解背後的脈絡？

這並不是說聯名系列沒有其存在價值。設計師固然能在這些合作中獲得曝光、收入，甚至創作上久違的自由；但每一次，他們同時也在出借自己多年建立的美學公信力，助快時尚品牌的建立公信力。然而，回到John Galliano和Zara的合作上，他們各自的考量又是甚麼？

商業計算驅動的創意選擇

對Zara來說，其實這次與John Galliano的合作比任何時候都來得合時。適逢歐盟的《可持續產品環保設計規例》（ESPR）有關紡織物料及服飾的部分將會在今年部分生效，為Zara帶來更多支出。固定的支出有集團需額外開發數位產品護照系統（Digital Product Passport）向消費者及監管機構公開披露產品完整的生命週期資訊，還有碳排放邊境調整機制（CBAM）帶來的間接成本。在機制下，即使Zara大部分產品在亞洲及摩洛哥生產後輸入歐盟，若生產地的碳排放標準低於歐盟門檻，集團仍需補繳相應的碳稅差額。

不過真正令集團頭痛的，是延伸責任生產者制度（EPR）下的費用。根據規定，品牌須為其產品的處理和回收承擔財務責任，具體金額與產品的可回收性掛鉤——設計愈難回收，需繳納的費用愈高。環保組織Changing Markets Foundation於2024年的報告統計出，Zara的母公司Inditex每年生產212,886噸合成纖維，相等於21億件普通T恤的重量，是各歐洲企業中生產得最多的一間。而Inditex大量採用聚酯纖維與棉花的混紡物料，回收難度遠高於純天然纖維產品，意味著品牌在EPR費用的計算上天然處於不利位置。有分析機構估計，Inditex因新法例而衍生的費用將高達每年10至20億歐元。一條條新規，正在悄悄改寫快時尚賴以維生的成本結構。

更甚的是，新法例明確禁止焚燒或丟棄未售出的服裝、鞋類及相關配飾，且每年必須公開多餘庫存的重量、原因，以及處理方法，包括再販賣、再製、慈善用途和重用，意味著所有服裝公司不能像以往一樣在收支表上以「棄置費用」一笑置之，也代表公眾獲得更多公開的資訊，有機會惹來更多負面的輿論聲音。對於Zara這類快時尚企業而言，他們的商業模式源自於透過預測市場需求來不斷推出新款式，因此品牌轉而投向最懂得拆解和重組服裝美學的John Galliano來處理他們的庫存，讓一件賣不出去的外套，在他的手中獲得第二次生命，省去棄置整件服裝的步驟，也省去了向公眾解釋的尷尬。值得一提的是，Zara的營業額佔Inditex收入逾7成，若Galliano「重新詮釋」Zara庫存，雖然仍須就每件新售產品繳納EPR費用，但因符合再造的設計邏輯，有機會在生態調節費率上取得折扣，進一步緩減費用壓力。

與此同時，Zara一直在改變低質快時尚的標籤。新推出的Zara Atelier系列，材質上捨棄聚酯纖維，改用亞麻、有機棉、羊毛等更有質感的物料。品牌亦積極與不同設計師及品牌合作，如YSL及Zegna前創意總監Stefano Pilati、韓國先鋒品牌Andersson Bell、Harry Styles私人造型師Harry Lambert等。在視覺呈現上，品牌找來超模和經常與品牌及時裝雜誌合作的攝影師拍攝宣傳照，消費者在翻閱形象照時，下意識產生品牌升級的感知。一切只為洗脫舊形象，希望從一間只懂盲目追趨勢的快時尚公司，蛻變成一間開始講究用料、剪裁與設計的時尚企業，進一步與Shein、Temu等快時尚平台拉開差距。

與此同時，Zara一直在改變低質快時尚的標籤。新推出的Zara Atelier系列，材質上捨棄聚酯纖維，改用亞麻、有機棉、羊毛等更有質感的物料。品牌亦積極與不同設計師及品牌合作，如YSL及Zegna前創意總監Stefano Pilati、韓國先鋒品牌Andersson Bell、Harry Styles私人造型師Harry Lambert等。在視覺呈現上，品牌找來超模和經常與品牌及時裝雜誌合作的攝影師拍攝宣傳照，消費者在翻閱形象照時，下意識產生品牌升級的感知。一切只為洗脫舊形象，希望從一間只懂盲目追趨勢的快時尚公司，蛻變成一間開始講究用料、剪裁與設計的時尚企業，進一步與Shein、Temu等快時尚平台拉開差距。

在看似一個充滿商業考量的決策背後，又有甚麼因素吸引到John Galliano投身Zara這個市場當中？以往在高端品牌的世界中，他只能接觸到那些社會上端1%的人，是一名只服務少數的設計師。但當所服務的對象是Zara，那便是一個觸及數以億計消費者的平台，讓他的創作首次能夠進入更多人的衣櫥 。正因如此，他接受訪問時便提到，他對這一次合作感到十分興奮，因為這是他從未做過的事，所以那種新鮮感、那份期待，還有整個過程本身，都讓他躍躍欲試。

John Galliano在訪問中亦補充，他的直覺告訴他，這種以現有物件為本的創作方式，從創意角度來看具有極高的永續意義，深深引起他的興趣。他以「客座創意總監」的身份進行創作，而非創意總監，毋須承擔品牌名聲帶來的責任，只聚焦於這次合作，因此被外界解讀為一種比傳統創意總監職位更靈活的安排。靈活的合作形式，配合Zara龐大存貨作為素材，正是讓他覺得「超級有趣」的關鍵所在。難怪他也說：「人生的第三幕是最重要的，也可能是最有趣的。」

話雖如此，但Zara的庫存到底有甚麼供他解構和發揮？眾所周知，抄襲是Zara其中一個無法洗走的標籤。Valentino 2013公開2014年春夏成衣系列的Look 42中，有一件透視拼接恤衫，胸前設有明顯的貼袋，胸口以上以透紗為主。Zara於2014年隨即推出相似款式，唯一不同的是質料由真絲變成人造纖維，售價由數百至逾千美元降至40至60美元，剪裁亦有所差異。在2018年，米蘭法院正式裁定Zara抄襲Diesel牛仔褲及Marni涼鞋設計成立，為每件侵權產品判賠235美元 。在此之前，也有Zara仿冒Balenciaga Triple S及Speed Trainer鞋款的指控。當年Zara從Valentino、Diesel、Marni等品牌「借鑒」而來的設計語言，如今卻由一位親身塑造整個時代高端時裝美學的設計師親自重新詮釋。

大眾以親民價穿上大師設計，無疑是時尚民主化的一個進程——誰不愛低價換高質？但隱憂在於，這高質是否名副其實：原材料本非原創，John Galliano僅把控輪廓，前提是布料與裁剪精準支撐結構，而快時尚最聞名的正是品質參差。到頭來，消費者僅衝設計師名氣買單，忽略衣服應具備的工藝條件，本末倒置。真正的時尚民主化，應讓每人建立專屬美學，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服裝。

Marielle From Monovogue

Monovogue是一個時裝媒體平台，透過二手時裝、創意造型及有意識的消費，重新定義風格的意義——讓可持續時裝成為理所當然的選擇，而非另闢蹊徑的替代方案。

當你聽到Zara與John Galliano合作的消息，你的第一反應是甚麼？

我可以說是非常震驚。一位如此傳奇及擁有高級時裝造詣的設計師，竟與一個大型快時裝品牌合作，這種事並不常聽到。高級時裝與快時裝的世界雖曾有過交集，但這也令人覺得出乎意料，尤其是考慮到Galliano自離開Maison Margiela後一直保持低調。

你有沒有購買過Zara的產品？體驗如何？你如何看待自己作為消費者與快時裝的關係？

我已經很久沒有買過Zara了，很早以前就與快時裝說了再見。當我第一次了解到快時裝的危害，並發現二手店和購買二手衣物是替代選擇後，我便再也沒有回頭。最近，我走進一家Zara門店，為拍攝一條辨別做工優劣的影片。這次經歷讓我大開眼界，幾乎每一件衣物都能立刻發現問題——鬆散的線頭、脫線的下擺、做工粗糙的拉鏈，還有貨架上已開始剝落的人造皮革……考慮到其目前的定價及「進階」基本款的品牌定位，實在難以合理化這樣的品質。

你說過快時裝使即時滿足感常態化，那你在時裝中追求的是甚麼？

現時，關於「喜歡時裝」與「喜歡衣服」之間的討論十分熱烈。這個區分雖然重要，但已超越了評判誰「真誠」誰「虛偽」的層面。

我真正擔憂的，是人們與自身風格之間流於表面的關係。很多人習慣大批購入衣物、追逐潮流、每季更換衣櫃，原因是「好品味」來得即時而短暫——凡是同時以小眾又主流為賣點的事物，便是當下的流行。這助長了「好品味可以用錢買到」的錯覺，然而現實是，influencer文化和潮流週期反而最阻礙個人風格的發展。

微趨勢的壽命愈來愈短。不斷追逐潮流，最終只會陷入衣物堆滿衣櫃、卻仍感覺「無衫著」的死循環，時裝變成了追趕潮流，而不再是個人表達。

有人說快時裝是踏入時裝世界的入門，你如何看待這種說法？Zara作為一個廣為人知的快時裝品牌，你認為它有甚麼優缺點？

我並不認同這種說法。時裝並非由價格把守門檻的階層制度。「需要從快時裝出發才能進入時裝世界」這種想法，預設了愈貴或愈奢侈的品牌質量或文化價值愈高，但這不一定是事實。

此外，進入時裝世界有很多既平價又可持續的途徑。我便是透過逛二手店愛上時裝的。更重要的是，風格並不局限於服裝本身。品味決定風格，而培養風格最好的方式，是將你的審美觸角延伸至服裝以外——透過藝術、媒體、旅行和日常生活體驗，找出你真正喜愛事物的視覺共通點。

你會考慮購買這個合作系列嗎？

我確實很想看看最終成品如何呈現——尤其是品牌故事的敘述方式、設計方向，以及背後創作與生產過程的洞察（如果有的話）。但我不會購買，尤其不會以全價購入。

The Citizen’s Poste

The Citizen’s Poste由Mackenzie Ostrowski於2022年創立，批判時尚業界的不同舉動。平台設有多個分部，網上雜誌向不同新晉及成熟的作家、評論人、策展人及業界聲音約稿。平台的Substack則是社論，以及為訂閱者準備的深度內容與幕後視角。社交媒體上的The Citizen’s Poste則直接為讀者提供最新消息。

當你聽到Zara與John Galliano合作的消息，你的第一反應是甚麼？

我的第一反應說實話是難以置信。從表面上看，這個配搭感覺略顯不協調。John Galliano這個名字與敘事、工藝和歷史深度緊密相連，而Zara的核心則是速度與親民。但更耐人尋味的層面在於聲譽的微妙之處。John Galliano在2011年因種族主義言論被「取消」後，過去十年間的回歸歷程，以及後來透過Oscar de la Renta和Maison Margiela重返時裝界是整個業界最被密切關注的回歸故事之一。然而同時，對很多人來說，他早年的爭議並未完全消散。

Zara在另一個意義上也有著相似的歷史：勞工權益、產品醜聞，以及對其供應鏈持續不斷的監管。儘管近年來他們在循環經濟和可持續發展方面大力表態，重新定位品牌，但觀感的改變往往比策略落後一步。所以當這兩種敘事相遇，並不能互相抵銷。綜合我在多個受眾群體中的觀察，反應並非全然負面，但也談不上特別期待這次合作，更多是停留在一種「好奇而謹慎」的中間地帶。

我能理解公關方面可能形容此次是兩個正在重塑自我的個體的合作，這個說法在理論上頗具說服力，但這樣的敘事需要透過最終的產品和執行來證明，而非僅僅停留在宣布階段。

你有沒有購買過Zara的產品，體驗如何？作為一個每天批判性分析時裝的人，你如何看待自己作為消費者與快時裝的關係？

我至今還保留了幾件中學時代購入的Zara單品：一件已經不合身的天藍色長袖上衣，以及我在十六歲生日時穿的連身裙以及高跟鞋，不過那條裙子在被借出太多次後已經變形了。它們達到它們的使命，但從來都不是我特別有感情的單品。那個時候，我對時裝感興趣，但還沒能批判。我從未認真思考過物料的質量、工藝，或者一件衣服的產地，更遑論了解為何這些事情應該重要。我當時有一定的意識，但也選擇無視部分細節，才令自己成為快時裝的一環。如果你不仔細審視，就沒有甚麼可質疑的。

但過去幾年在業界工作和研究的經驗讓我很難再以同樣的方式看待快時裝。話雖如此，我不會批評那些購買快時裝的人，就像我不會批評年輕時的自己一樣。它的吸引力顯而易見，尤其是現在：親民的定價、層出不窮的新鮮感、可以選擇的感覺。但我始終鼓勵大家改變習慣，退出快時裝的消費循環。放慢腳步、認真了解自己購買的是甚麼、投資於耐用的衣物，以及最重要的是不購買由被剝削的勞動力製造的衣物，與你所穿的衣物建立一種更具主動性的關係。

有人說快時裝是踏入時裝世界的入門，你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我認為快時裝作為「入門」這個說法，只有在非常特定的意義下才可能成立。它讓時裝變得可及，但不一定讓人真正理解時裝。對很多消費者來說，Zara這類品牌確實是對時裝感興趣的起點，它們提供即時感、親民價位和源源不斷的新鮮感，讓人有一種在時尚圈的感覺。但這樣的入門方式往往略過了更深層的教育，例如一件衣服製作的過程、定價的理據、一件衣物耐用及具價值的特質。現實是，快時尚對勞動力、環境和設計工藝造成的長期損害，使這個入門代價不菲。

Zara的母公司Inditex一直推行多項策略重塑品牌，例如推出Willy Chavarria x Zara及Zara Studio等，你認為這些措施是否奏效？

從品牌塑造的角度來看，我確實認為這些策略大體上是有效的。Zara做得特別出色的一點，是在視覺和文化層面重新定位。透過其studio系列及與Willy Chavarria等設計師的合作，品牌已從純粹的潮流追隨零售商的形象中脫離，轉向更具格調和編輯感的存在。外界對Zara的觀感也有所轉變。當人們談起快時裝，他們更傾向先提及Shein或Forever 21，儘管Zara在根本的運營模式上仍然相似。

與知名設計師合作或許能讓普通消費者感受到其格調，但對於任何細心觀察的人來說，這往往會突顯出這種形象與高產量生產模式現實之間的落差。因此，雖然在觀感上品牌重塑是有效的，但它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即使產品的定位不同，Zara的生產模式帶來的環境傷害和道德爭議仍未解決。

你之前曾撰文討論influencer受邀出席時裝秀，對「普及化」與「把關」之間的界線表達了鮮明立場。若說到這次合作，你認為它更偏向哪一邊？它是在模糊快時裝與奢侈品牌之間的界線，還是在讓時裝走向更廣泛的受眾？

我認為快時裝與設計師的合作整體而言弊大於利。歸根究柢，這與宣傳推廣的層面有關。舉例說，Zara與John Galliano的這次合作或許能讓新一批受眾接觸到Galliano的作品，並順理成章地點燃他們對傳承時裝的更深層興趣。但這種轉化在現實中其實相當罕見。

從一個跨越到另一個，不僅僅是價格上的躍升，更是一種心理轉變。而一次合作通常並不足以改變一個人的消費習慣。在實際操作上，這類限量發售更像是一種「奢侈品旅客」體驗，消費者得到片刻接近某個設計師名字的機會，卻未必真正理解名字所代表的意義。這更多是關於參與某個當下的時刻，而非建立與時裝的長期關係。

若真要說有甚麼更有意思的結果，或許發生在事後。若這次合作的單品在The RealReal或Vestiaire Collective等二手平台上能保值甚至升值，時裝才會因此變成一個資本，那才是我們開始看到行為模式出現更有意義轉變的地方。

因此，我不會將這次合作定性為摧毀快時裝與奢侈品之間的界線，也不會說它乾淨俐落地實現了民主化。它更像是一次短暫的重疊。

理想而言，這條界線應如何劃定，才能在時裝的普通受眾與時裝愛好者之間取得平衡？此外，你對時裝民主化的理想願景是甚麼？

我一向認為時裝本質上是民主的。不論他們是否認同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是少數每個人都在參與的創意產業之一。「普通人」與「時裝人」之間並沒有真正的鴻溝，他們的分別只在於參與程度和理解深度不同。

在理想的平衡狀態下，消費者對時尚的感受應是好奇心，而非被嚇退。而業界人士如編輯、評論人、設計師等人應承擔更多培育這種好奇心的責任。這不是徹底消除界線，而是讓界線變得可以穿越。

我對民主化的「理想」願景，並不是讓一切在任何時候都能被平等獲取，也不是將整個業界認為它平平無奇地毫無價值可言。它是關於鼓勵一種與時裝更具主動性的關係：理解自己為何被某些單品吸引，對它們的來源有一定的認識，以及認識到時裝與文化、政治和經濟。

Fashion Takes Action

Fashion Takes Action是一個加拿大非牟利組織，致力透過教育、研究及多方持份者合作，推動時裝業的可持續發展與循環經濟。2023年時創立全國性的Canadian Circular Textiles Consortium（CCTC），匯聚品牌、回收商、政策制定者、學者及創新者，共同應對紡織業在系統層面所面對的挑戰，制定切實可行的方案以減少紡織廢料，支持更完善的循環經濟。

根據你們的可持續發展指標，Zara近年來整體上呈進步還是退步趨勢，尤其是自2022年新任CEO上任以來？品牌在哪些方面有所改善，又在哪些方面有所不足？

我會形容Zara，或更準確地說Inditex，呈現出好壞參半的進展，而非簡單的進步或退步。一方面，Inditex在物料、能源使用及正式的可持續發展承諾等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反映出大型品牌回應消費者期望及新興法規的大趨勢。但矛盾在於，品牌仍然在一個依賴高產量、潮流快速轉變及持續需求的快時裝模式下運作。

不同組織一直監察著Zara的物流碳排放、勞工狀況及過度生產問題。Public Eye報告指Inditex運輸相關的碳排放有所上升，部分原因是持續依賴空運；而勞工權益團體和調查人員亦繼續就採購地區的薪酬水平、工會權利及供應鏈違規問題提出關注。

Zara與John Galliano合作整理其存貨，時間上恰好是Ecodesign for Sustainable Products Regulation（ESPR）實施前夕。你認為這一舉動對Zara等品牌意味著甚麼？

我認為這標誌著，隨著監管日趨收緊，如何利用和管理滯銷庫存及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對大型品牌而言變得愈具戰略性。在ESPR快將實施的前提下，Zara的舉動可被解讀為不僅是一次創意合作，更表明品牌意識到舊及未售庫存不再只是後台的物流問題，而是一個關乎聲譽、法規及商業策略的問題。因此，這次合作既彰顯文化，同時亦展示存貨從負累轉化為資產的方式。

與此同時，這次合作也反映品牌策略與法例變得更息息相關。但我們不應只留意當中的創意噱頭，同時也應追問品牌是否正在建立一個系統來切實地減少廢料。

你如何評估這次與John Galliano的合作——它究竟是真正的可持續發展努力，還是存在「漂綠」的風險，以循環經濟和存貨再利用的語言轉移外界對Zara更廣泛過度生產模式的關注？

我不會將其簡單歸類為完全誠實或完全漂綠，它處於一個時裝界愈來愈常見的灰色地帶。這次合作確實有環保的元素。重新改造現有服裝比僅以原生物料生產全新單品更為可取，尤其是在那些服裝本可能需要報銷的情況下，做法也更吻合歐洲在再利用及改善滯鎖貨物管理的政策轉向。雖然再利用庫存成為綠色經濟的象徵，但若背後巨大的商業模式維持不變，便會產生風險。若一個品牌大力宣傳一個小型庫存項目，同時繼續依賴極高的產量、快速的趨勢週期，以及刺激過度消費，那麼色經濟的信息便會與實際影響不成比例。

因此，我的觀點是：這本質上並非漂綠，但若這次合作未能配合產量、耐用性、修復、轉售及庫存管理上的更廣泛行動，便可能演變為漂綠。

在你看來，一次真正負責任的快時裝巨頭與設計師合作應該是甚麼樣的？需要達到甚麼基準或條件？

一次真正負責任的合作，應從遵循廢物管理層次架構開始：

首先，優先將產品留在產品形態。即在拆解或再造服裝之前，先識別可以轉售、修復或再分配的服裝。再造這個方法應主要用於已損壞至無法修復或確實不適合再用的物品。

其次，保持透明度。品牌應披露所使用的服裝種類、來源，製作過程中廢棄布料的比例，以及所主張的環保效益。

第三，限制投入全新物料。合作應最大限度地減少原生物料，避免因過度包裝、行銷物料或滯銷限量版存貨而製造第二波廢料。

第四，設立一個長期兼可持續的管理系統。一次負責任的合作應為未來的設計決策、可修復性、轉售策略、回收系統或內部庫存管理變革提供借鑒，而非只是一場獨立的表演。

最後，避免製造人為的緊迫感。若項目真正關乎循環經濟，其訊息傳達便不應複製驅動過度消費的同一種購買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