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館當代美術館近月推出「全球供應」展覽，作為2008年後中國藝術大型回顧展「保持在線」的第二部份。踏入展場最先感受到，與第一部份「雲中遊蕩」探討網路身分的銳利前衛風格截然不同，像由雲端掉回物質層。雖然展出70多件作品，當中不乏大型作品，但內容多生活記錄和互動，色彩和物料也較輕盈，氣氛甚至有點私密內斂。
印象最深刻的，有李一凡的影片《不如跳舞》，他將工廠民工和求職者的辛酸分享，以人工智能變成嘻哈音樂，當中一句「這是吃這個苦值不值得的問題」直接唱進筆者心坎。還有胡慶泰的刺繡作品《空氣中彌漫一股糟糕的味道》，藝術家曾任網購平台「拼多多」客服，他將真實對話繡在布上：「太難了今年」、「說實在的，現在哪一行不是怨氣沖天的行業，老子現在窮都不怕，誰敢招惹我，我敢跟他拼命」，相信香港打工仔看到都會笑中有淚。
中國製造是一個label，但背後靠無數個體來運行。策展文章提到，全球化既帶來物質安穩，也帶來身心勞損、離鄉別井、尊嚴問題和生態代價。資本將人量化，但藝術可以呈現無法簡化的細節和溫度，百個人有百種看法。
訪問大館資深策展人郭瑛時，她強調展覽雖分為四個主題《水土足跡》、《勞動百態》、《協作流轉》和《全球重塑》，但它們是協助理解作品的切入點。她坦言策劃本次展覽時，刻意降低理論門檻。作品不是經濟的論述，而是反映個體情感的真實故事。作品更著重綿裡藏針，出發點並非將藝術看成高高在上，而是反思生活的渠道。
大館資深策展人郭瑛
是次展覽的契機是甚麼？為何想到回顧2008年後的中國藝術？
我們認為2008年是一個分水嶺，除了北京奧運舉行外，智能手機推出，社交媒體日漸普及，網上購物亦越來越受歡迎，這些變化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更讓人們有了網絡身份。此外，2008年後爆發的金融危機，以及中國在2010年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藥用品供應商，都標誌著全球格局出現重大轉變，亦深刻反映在藝術之中。
2008年前後畢業、進入藝術創作領域的藝術家，與上一代藝術家有明顯分別。他們當中不少人在海外留學或生活，親身接觸不同文化，令他們的創作理念與前輩截然不同。另外，我們選擇以調研方式籌備展覽，因為大館認為藝術能以更具人文溫度、更注重體驗的方式讓人認識議題。藝術不追求唯一答案，而是提供多元角度讓人思考。
你認為是次展覽是一次全面回顧嗎？
我不會說這是全面的視角，更準確地說我們希望透過不同層次和角度呈現中國藝術面貌。中國的情況極為複雜，但透過不同明確的策展主題提供清晰的切入點，圍繞「如何看勞動力」、「如何看地景的變化」、「如何看生產網絡對華人身份的影響」展開。
展覽中有非常多種媒介的作品，是否在策展初期已確定要以多元媒介呈現？
多元媒介其實是我們一貫的策展原則，我們不會因作品屬於跨媒介創作，展示難度較高就迴避展出。我們始終以議題為核心，只要作品能對討論作出貢獻，不論其形式多麼少見都會盡量配合。現今藝術家不受媒介與學科限制，展覽也要跟隨時代脈搏。
藝術家想傳達的往往不是簡單的資訊，而是一種感受。這些感受有時需要聲音、現場表演，才能讓觀眾獲得相應的體驗。我們希望透過聲音、行為、影像、大型裝置等作品，為觀眾帶來類似看電影般有高低起伏的觀賞節奏。
展覽中可以感受到藝術家的創作與社會緊密相連。
對的，我們發現2008年以前活躍的藝術家，較少從個人經驗出發。當時接收資訊的渠道主要是報紙和電視，但現今人們透過社交媒體獲取資訊，接觸很多個人真實分享，當代藝術家也更強調個人經驗與社會的連結，因此我們不擔心議題會與觀眾產生距離。
我們今次刻意降低了觀眾理解作品的理論門檻，以大眾熟悉的生活經驗為切入點。例如我們展示了與服務員相關的作品（編按：何采柔《幕後的》），它們是日常生活經常接觸的群體。我們希望以這種共同的生活經驗為基礎，當觀眾在展覽中看到熟悉的事物，卻以不同方式呈現時，就能引發注意和反思。
藝術如何理解勞動與身份的關係？
其實很難一概而論，因為藝術家的經驗與關注點極為多元。有的藝術家探討勞動付出與收入的關係，有的關注勞動者的心理狀態和理想追求，有的則直接描寫勞動現場的真實情況。
展覽中的「人像群像牆」（編按：展覽一樓的一面綠色牆，展出策展人挑選的一系列人像作品），便根據藝術家的不同切入點與回應，挑選相應作品展示。例如何采柔的作品，直接描寫了穿著整潔白襯衫、黑褲子，每天為人開門卻容易被忽視的服務員；而牆最左邊的大型繪畫（編按：崔潔《上海植物園》），則透過模範村外的石刻，呈現人們對理想工人的期盼，並非真實生活的寫照。還有李燎的作品（編按：《消費》），他記錄親自進入富士康工作，用三十天的工資購買一部當時的iPad mini，將自身的勞動過程直接轉化為藝術作品。
觀展時不時感受到部分作品有種荒謬感，你認為這是在反映時代精神嗎？
是次展覽包含了不少帶悲傷色彩的故事。例如李明的作品（編按：《梳》），他用挖土機做出梳頭的動作。拆遷會讓整個村落被徹底消失，文化遺產與童年回憶也隨之被磨滅。藝術家透過強烈的超現實手法，帶有少許幽默與超現實的張力，緩和悲傷情緒及衝擊。很多藝術家都會透過黑色幽默和強烈的節奏、色彩或視覺效果，處理負面情緒，這也是當代藝術反映時代精神的一種方式。
就你觀察，不同年代和地區成長，藝術家創作是否會受到影響？
的確存在差異，隨着表演藝術、現場藝術普及，越來越多年輕藝術家傾向參與式創作。我們此次的新委約作品中，梁御東的《微笑派出所》便是一例。規則很簡單：觀眾分享一個令自己微笑的故事，便可獲得一份獎勵。但觀眾不難發現，我們的藝術助手會以一種特別的語調演繹遊戲規則，而其這種演繹本身就是一種付出。
藝術家透過這種參與，探討交換關係的個人面向：以物易物是否公平？觀眾分享的快樂故事，其價值是否能用金錢衡量？最終換取的物件，又是否能作為這種情感交換的載體？而預設給勞動者的形象，是否與他們真實的思想和興趣一致？創作源於生活，《微笑派出所》的藝術助手用兩文三語演繹遊戲規則，也非常具香港特色。這類有趣的創作很大程度源於藝術家對媒介的新理解，借用日常生活體驗來探討深層議題。
身為藝術策展人，面對藝術家多元的生活經驗，你如何整合他們的創作？
大館希望給予大眾一個停下腳步思考當下世界與自身的平台。我們確定幾個核心議題後，與藝術家展開討論，便會發現即使創作個人化、碎片化，同一議題下往往存在着隱性的對話。例如展覽中李明的挖土機作品，透過讓強力機器做出梳頭這種親密體貼的動作，回應拆遷帶來的衝擊；旁邊張如怡的作品（編按：《低聲細語》），則以靜態的仙人掌比喻人在艱難環境中頑強生存，以靜態方式回應社會急速發展。當觀眾看到動態的挖土機，再走到靜態的仙人掌前，便感受到不同人如何對同一議題做出自己的回應。
另一個例子是李景湖的作品（編按：《白雲》），他用工廠中常見的LED光管拼湊成白雲的形狀。創作靈感源於他在東莞的生活經歷，他很多朋友在工廠工作，每天工作長達14小時，上班時天未亮，下班時已天黑，幾乎見不到藍天白雲，這件作品是對工時長的回應。旁邊的樓梯便是李一帆老師的新委約作品（編按：《不如跳舞》），是一部嘻哈音樂動畫，歌詞講述一名工人在不同工廠工作的真實故事。我們將這兩件作品並置，一件傳達情感，另一件則講述真實故事，形成層次豐富的觀賞體驗。
2020年疫情爆發後社會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就你觀察，近五年藝術圈有什麼回應？
最明顯的是藝術家開始將隔離的經歷，以及產生的焦慮，融入自己的創作中。例如鄭源的短片《夢中的投遞》，記錄了一群滴滴送餐員的日常。他們每天穿梭在同一區域的幾條街道，但一個月累計的行程卻足以環遊世界。藝術家接觸這些送餐員，透過聊天走進內心，了解他們的願望與夢想。另外，在「人像群像牆」中，李然繪畫了疫情期間文化創作者的處境（編按：《被委任的懸疑劇作家》）：很多文字工作者、藝術家因展覽取消、項目延遲，生活充滿焦慮。
中國藝術圈一直集中在大城市，但近年有沒有去中心化的趨勢？
目前藝術市場與資源仍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當地藝術機構、收藏家、媒體和博物館眾多，展覽節奏也更快，但藝術家的生活與創作地點已逐漸多元化。本次展覽很多藝術家的研究對象都不在大城市，例如鄭源的《夢中的投遞》拍攝地點在蘭州；李景湖的光管作品與李一凡的嘻哈動畫，其創作背景都位於廣州、東莞一帶的工業城市；還有一位從事打鐵藝術的藝術家在重慶創作（編按：童文敏《工廠項目》），它們都並非傳統藝術集中地。
一方面藝術家心態發生了變化，不再認為在大城市才能創作；另一方面，很多藝術家即使曾在大城市生活，但與故鄉的情感連結更深厚，便搬回那些更能給予他們創作靈感的地方。而且回歸田園逐漸流行，這不限於藝術圈，而是自21世紀以來人們尋求更多生活選擇。
過去我們經常前往上海、北京，透過當地大型藝術機構接觸藝術家。但疫情後大家習慣線上會議、線上參觀藝術家工作室。過去要必須親自飛去探訪藝術家，但現在前往偏遠地區之前，也可以透過網絡搜集資料作初步研究，再確定後續的研究方向，減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摸索。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將展覽第一個部分的定為「保持在線：雲中遊蕩」，探討數碼媒體對藝術家的影響，因為數碼媒體普及的確深刻改變了藝術創作與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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