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讀過一本書《Why Nations Fail》，內容講述一個國家成功或失敗，基於社會貪污是否普及、是否擁有良好的基建，以及完善的法制基礎，讓經濟公平發展。香港擁有良好基建和法制，所行的普通法在多個範疇均與國際接軌，相對而言，內地的法制仍然一直在優化中。兩三年前我開始讀法律系學士課程，感恩今年終於畢業，成績尚算滿意。讀法律的原因除了受爺爺嫲嫲影響之外，還因為我發覺生意上的爭拗，需要透過法律途徑去解法。講述麥當勞創辦人故事的電影《The Founder》，其金句是 “Contracts are like hearts, they are made to be broken”。也有法官說過，即使全部住滿天使的社會也會出現爭拗，需要法官作出公道的判決。
做工程一段時間，我已習慣拆炸彈，過去兩三年花了很多時間在深圳的項目上，與判頭、承建商角力，預視問題和爭議並將之解決。卓能集團的管理方法是由上而下的命令式，這種管理方式某程度上很有效益，掌權者話事，一切從經濟利益角度出發，也因此失去了人情味，以及內地人很注重的關係。曾經覺得做生意講個信字，信任可以激起大家的工作熱誠，但商業社會的現實卻是，即使有合約約束，不守信用這種事情仍然頻頻發生，少不免因此惹上官非。以下是替公司做結算的單位，發表的一篇博客文章『法制社會vs人情社會《名流與工頭》』的節錄：「名流香港大亨，十三年前在深圳拿了一塊地……工頭是在名流與上一家公司官司結束後介入這個項目的……被殺價17%價錢簽了合同……工頭的算盤，也許是接下工程再說。項目圖紙參照標準是2004年的舊規範……工頭想起一着，停工索賠…名流同意進度付款比例提高至90%，作為停工指令的讓步……工頭還真會找茬，衍生出建築面積，窗台等一系列問題，讓名流煩惱不已……如何能賣出好價錢……這些是開發商兼建築師的正常想法。盡快完工，早點撤場……國家層面關注農民工，民工在工地一天就得開一天工資，這些是工頭的正常想法。
工頭的擔心在於利益，如果不留一手會吃大虧。名流覺得合同是護身符，不該讓的利益絕不讓，對工頭的做法徹底寒心。雙方鬧得不可開交，就這樣找到了我們。功夫下在合同簽訂前，如果雙方能夠對對方背景有所認識，這個項目本可以很愉快的……於我個人，我更喜歡法制社會約束，一切擺在枱面上，功夫下在前面，按合同辦事。」香港和內地的判頭心態相似，最緊要有工開。由於合同是價低者得，有些不良分子待肉隨砧板上，已進駐地盤拆成爛攤子後，才找各種藉口要求加錢，內地共產社會保護農民工利益，工人冇糧出是大晒的，鬧事者試過鎖我在地盤的房間，警察來到也沒奈何，公司被相同的理由協迫了好幾次，每次鬧事拿幾百萬出來擺平。這兩年我對於這種手法已司空見慣，面對這種情境開始麻木。
對正式做生意的人來說，一切應該以經濟利益掛帥，因此做生意是冷酷的。是否真的這樣絕對？我覺得有很多空間，可以讓生意變得有人情味。人情味是普羅大眾渴望的，對人類快樂指數影響也很大，但同時人情味又靠不住，因為情緒很難預測，今天大家感情好，明天可能出現不能控制的變數，令感情受到傷害，因此做生意需要法制方面的保障。或許是父親經歷過太多情感變遷，所以他不太注重人情，以利益出發確實簡單、容易得多。過於依賴人情，不單止可能招來經濟上的損失，感情上的傷害或許更甚。總括而言，在商場上完全不講人情不可行，但太過注重人情，亦是行不通的。
